三線建設，作為一個特定的歷史概念已經深深留在一代人的記憶里。老一輩本著“靠山、分散、隱蔽、進洞”的原則建設三線基地的艱苦歲月、在三線基地創造的不朽功勛以及孕育而成的三線精神，都被鐫刻在了歷史的長卷上。
今年是三線建設60周年，本期跟隨航小科一起，感受那段充滿熱血和信念的崢嶸歲月。
我把青春留在了貴州
1970年9月，21歲的我響應祖國三線建設的號召，主動報名跟隨大部隊來到貴州遵義的061基地3536廠（現航天科工航天精工貴州公司）。離開的那天，上海火車站人山人海。那時，我們的信念是到了貴州要為工廠服務，要扎根貴州、融入貴州。
火車載著一大批人來到遵義，首先映入眼簾的是連綿的群山，廠區隱藏在溝壑之中、交通不便，不過，我已經做好了心理準備。
當地的老鄉不知道燈泡是要通電才能使用的，小孩也沒有洗澡的習慣。后來，我們廠里搞工農聯盟，專門有個科室負責和周邊的老鄉搞好關系，把廠里的水接到了當地的生產隊，電線也給他們拉了過去。老鄉們自此有了水和電，生活一點點好了起來。
我的愛人老周也是從上海來的，不過我們之前并不認識。我問他為什么來貴州，他說是院校畢業以后分配來的。他上學讀書的大部分錢都是國家出的，就想報效祖國，到祖國需要的地方去，無怨無悔。
當年廠里邊籌建邊投產，房子、馬路都沒有修好，大家一起搬石頭修路，紅磚來了就搬紅磚，背到工地上去，女同志也一起上。剛來時，大學生住的是草棚，我們住在生產車間。可想而知，1968年最早一批籌建人員來的時候更辛苦、更艱難。
1970年國慶節后，廠里的生產設備陸續到齊，工人們的主要精力轉向安裝各種機床、試制產品，專心在車間生產。造房則由建筑隊完成，工廠也一點點成熟有序了起來。
辦公樓建好后，我被從生產車間抽調出來，當了廠里首位廣播員。
那時候，我就睡在廣播室，負責放號，有起床號、上下班號、晚上的熄燈號，大家聽號行動，有時也會廣播通知事項，偶爾也放音樂。為鼓足干勁，各個車間積極投稿，我也在廣播里讀他們的稿子，日子過得十分充實。
1975年，我和老周回上海結婚了。回廠后，我們借了一間空房子，把桌子拼起來，請廠里的同事們一起吃了頓飯。
1981年出了探親假新政策，結婚的人可以每4年回去探親一次，我們就4年回一次上海。每次從上海回來，家里人都一箱一箱地幫我們打包面食、午餐肉帶回來。要是聽到誰要回上海探親，我們還會拜托探親的同事帶東西回來。
那些年，我們只能通過寫信聯系親人。寫信時，我的地址是“貴州凱山256信箱”，而“凱山”是一個在地圖上找不到的地方，只是一個虛構的代碼。
后來，我和老周相繼退休，回到上海照料家人。現在，我們一半時間在上海，一半時間在遵義，好在兩地的交通很方便。我們也去新廠區參觀過，新設備、新廠房、新技術，與我們那時有著天差地別，不可同日而語。
但我還是懷念那些舊廠房，想念道路旁的梧桐樹，因為那里承載了我的青春和理想，我永遠不會忘記那段時光。（周柳英）
山溝里的“蝸居”歲月
每個曾在湖北遠安066基地（現航天科工九院）生活過的人都會有很多美好的記憶，曾經的歡笑與驕傲、曾經艱辛創業的歷程、曾經的汗水和淚水……盡管歲月已經遠去，于我們而言卻依然那么清晰。
066基地開建之初，山區縣城一下涌入了數千名基地職工和幾萬名建設者，大家面臨著一無住房、二無后勤、三無基建的困難局面。“憂居”難題困擾著三線職工。俗話說“民以食為天，家以居為安，有房才有家”，實現“蝸居夢”是每個三線建設者最基本的訴求和最樸素的夢想。
我家剛到遠安時，面臨的最大困難就是住房問題。基地正處于初建階段，指揮部機關院內的每一處空地都建成了蘆席棚作為過渡性住房。大院內招待所、蘆席棚人滿為患。我記得當時父母下班后的主要任務就是到處找房，終于有一天，父親在火柴廠西門外沮河邊的林業車隊找到了一間面積不足20平方米的蘆席棚汽車庫房。
然而，我們搬家時卻發現另外一家人也在往這間房里搬東西。原來，縣林業車隊書記和隊長沒有通氣，分別答應了我們兩家找房者，造成“一女嫁二夫”的局面。一個中年男子過來商量：“現在找房難，干脆我找徒弟們把中間隔開，我們兩戶都搬進去，空間雖然小，但能將就住。”我父親馬上就答應了。
中年男子黃叔叔是四川人，走路一瘸一拐。后來我才知道他是一名參加過解放戰爭、抗美援朝戰爭，并多次立功的復員軍人。他為人正直豁達、豪爽大方，深受年輕人的尊敬和愛戴。他叫上幾個學徒工，找了些原材料，沒用多大功夫就把一間房改造成了兩間房。雖然是“蝸居”，但我們終于有了一個能遮風避雨的“窩”。
剛搬進去的時候，我們跟黃叔叔一家只是點頭之交。時間長了，兩家就經常串門。慢慢地，他們家做了好吃的會給我們端來，鄰里之間你家有事我幫忙，我家有事你關照，彼此多了一份友誼和默契。從此，我們關上門是兩家，打開門就是一家。
1971年年底，父親因工傷左眼失明，母親帶父親去北京的醫院檢查治療，我和弟弟就被托付給黃叔叔一家照顧。他們非常熱情，從沒有拒絕過我們。
在那個物資匱乏的年代，豬肉等副食品都是憑票供應，黃叔叔有革命傷殘軍人優待證，購買豬肉和緊俏食品不用排隊。于是，他每次買肉和副食品都會給我家也捎帶上一些；他們家人多，糧食定量不夠吃，我們偶爾就把多余的糧票送給他家。好鄰居勝過遠方的親人。
此外，三線建設者與當地群眾和諧相處，結下了手足相親、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誼。這里純樸的人民用大山一樣的胸襟支持我們。下雨時，鄰居幫忙將別人家晾在外的衣服、被褥收起來；北方人燉肉包餃子，也都會招呼鄰居來一起吃；誰要是臨時有急事出門，就把孩子送到鄰居家幫忙照看。
1975年，我們終于搬進了寬敞舒適的樓房。人雖然散了，但鄰里情散不了，大家逢年過節還會你來我往、頻繁互動。基地搬遷至孝感市之后，大家偶爾也會探訪彼此。
因為相聚，我們感到幸福；因為分離，我們感到惋惜。50年后，我們已經老去，但內心永遠銘記著鄰里之間的情誼。（范衛東）
一路奔波一路歌
1979年12月，我們一行12人從湘西雪峰山腳的洞口縣出發，前往位于湖南邵陽的068基地7804廠（后并入航天科工湖南航天7801所）。大家風塵仆仆、滿腔熱血來到大山深處。車子行駛30多公里后，我們終于來到了廠區，正式開啟了三線生涯。
7804廠坐落在雪峰山腳下，此山也是雪峰山會戰的所在地，是中華民族挺起脊梁的見證地。猶記得廠辦公室在三號溝，車間分布在一、二、三號溝之間。這里規劃得井然有序，生活區里有幼兒園、學校、醫務室、小商店、郵局等，山溝里樹木成林，空氣清新，隱蔽性很好。
20世紀70年代后期，068基地被列為停緩建單位。為了自謀生路，各廠開始找米下鍋，嘗試加工民品。7804廠開始加工組裝洗衣機電機，裝配汽車電機、計算器，并研制電動自行車等。后面，廠里又重新調整組建了各種車間，如工具、沖壓、壓鑄、電機裝配、計算器裝配、模樣等車間，形成了一條完整齊全的生產線。
在接受了一個月的教育培訓后，我被分配到了位于一號溝的機加車間。那時，工廠實行半軍事化管理，起床、上下班時間都會聽到軍號聲響起。
我的師父叫易德興，當時是一位40來歲、技能水平很高的車工。他在工作上對我要求嚴格，生活上也對我很是關心。師父從最基礎的車床功能、參數及操作和各種類型的刀具、鉆頭的刃磨角度講起，手把手地教我操作，使我的技能水平突飛猛進。
學徒期雖為3年，但我在3個月內就能獨立上崗操作各種車床，并能加工出公差精度0.02毫米以內、中等操作難度的零件。后來，我隨師父被分配到模具車間，開始圍繞電機的各類冷沖模、壓鑄模具等車加工零件進行加工。為了搶任務、趕進度，當時，廠里的職工都抱著“先生產，后生活”的理念，經常加班加點，晚上就在車間值班，困了就趴在桌子上小憩一會兒。
廠里的袁師傅經常請他的愛人做好可口的飯菜送到車間給我們吃。在三線時，廠里物資缺乏，職工家屬生活艱苦，很多人都是自己種菜養雞。山溝里不好買雛雞，周末回家，我便從縣城養雞場幫同事帶物資。
再后來，我擔任了車工班組長。那時，在任務不飽滿的情況下，我經常跟隨車間領導及設計員奔波在外尋找任務。我們去過當地的煤機廠、卷煙廠等，簽訂了一批批設備改造、研制和維修等任務訂單，保證了員工的基本生活，而我本人也多次被評為廠、基地的先進工作者，度過了那段艱苦歲月。
20世紀80年代末，068基地努力搭上了三線調遷政策的末班車，以謀求長遠發展。基地主要靠自籌經費搬到了長沙郊區，并在艱難中開啟一條新生之路，大家也堅信生活會越過越好。
1989年，我剛來長沙，便立即投入到廠房的建設中，每天在廠房水泥地板上給設備打地腳螺栓固定孔，還給搬遷來的職工卸車搬家、栽植樹苗等，雖然辛苦，但日子過得很充實，心情舒暢。
2000年，因政策調整，7804廠部分資產、人員及業務并入湖南航天7801所，而我也在這里繼續履行“科技強軍、航天報國”的使命，一直到退休。
我的岳父同樣是20世紀60年代末三線建設初期的親歷者。可以說，三線建設匯集了兩代人的心血。對于我們而言，工廠才是我們的故鄉，我們的根就扎在068基地的家屬院里。
如今，當我再回到雪峰山腳下的三線舊址，穿梭在一間間房屋內，依稀感覺泛黃的墻壁上留下的文字仍在訴說當年的那場奔赴。（陸曉軍）
我的家鄉情
我對家鄉的思考始于剛上大學那會兒。新生報到，來自五湖四海的同學都很興奮，說到自己從何而來，家鄉便是個熱門話題。對此，我十分茫然，因為從地圖上看，我的家鄉居然是沒有出處的。
當然，位于鄂西山區的066基地（現航天科工九院）是算家鄉的，那里是我出生的地方；三線調遷之后的江漢平原也算，那里是我茁壯成長的沃土；遠在東北的祖籍更得算。
“十一”放假回家，我就此話題跟爺爺、爸爸討論了一番。爺爺說：“我的家鄉是一個村子，叫七孔屯。”爸爸說：“我的家鄉是幾個數字，叫066。”最后我們達成一致，航天是我們幾代人的共同家鄉。
但很快，同學們又用特別的方言和習俗展示了他們的地域文化。平日里交流順暢的同學，只要與老鄉在一起或是給家里打電話，說話的腔調便五花八門，雖然講的都是漢語，我卻不太聽得懂。整個校園仿佛唯我一人，既無家鄉的具體方位，也無鄉音的特殊語調。
當然，爺爺奶奶是說家鄉話的，但是在單位，他們卻堅持說普通話。爺爺的家鄉是有具體地理坐標的，他生命的起源、成長的經歷和畢生的思念全部聚集在那個點上。
1970年2月，爺爺奶奶不顧家人的反對，帶著爸爸和姑姑離開故土，懷揣報國熱情，來到鄂西山區投身三線建設。爺爺說，貪戀鄉音鄉情，當不了航天人。他們到066基地那年，我爸爸才6歲，在子弟學校讀了小學、中學、技校，最終也成為一名航天人。
上大學的時候，說起家鄉，我腦海里便浮現出高大寬敞的廠房、矗立在廠區的科研大樓以及家屬區；我的鄉親們就是那些忙碌在廠房和科研樓里的航天人，我的鄉音便是人人都聽得懂的普通話。
家鄉如此獨特，同學們也很好奇，我當然愿意跟他們科普航天知識、講家鄉故事。我說，上小學一年級時我就獨自上學、放學，遇到突然下雨的時候還會去廠里的大門口給父母送傘……沒想到他們竟然集體質疑，說我在吹牛。
說實話，我們可“吹”的故事多著呢！有一年，爸爸被派往外地工作，媽媽也接到通知赴外地出差，他們匆忙找了個只大我8歲的保姆照看我，我們度過了兩個月歡快的時光；雯雯的爸爸曾為了攻關專項任務，在車間20多天沒回家……可以說，我們是一群被“放養”的孩子。對于我們的教育，父母們有一個愧疚而無奈的詞叫“望天收”。
令父母欣慰的是，我們這些“望天收”的小苗大多數可望可收、天天向上。或許是受父輩、祖輩影響，我們思想純、三觀正。大學畢業后，有不少人回到家鄉，成為航天事業發展的新生力量。
如今，家鄉依然蓬勃發展。雖然在中國地圖上找不到具體點位，但她卻依然在履行自己最神圣的使命。（口述:杭閃戴、整理：鄧春陽）
大山里的記憶
在我記憶的深處，有一座座綿延不絕的青山和山溝里的大河、小溪。春天的梯田里有大片耀眼的油菜花和零星點綴的映山花，夏日的小溪里有小魚、小蝦、小螃蟹……那是我童年生活過的地方——位于四川大巴山的062基地（現航天科技集團七院）。它的歷史變遷是我國三線建設的縮影。
062基地是我父母為航天事業奮斗過的地方。當年，他們響應國家的號召，義無反顧放棄了大城市的繁華，打起背包、拖家帶口，投身到了三線建設的洪流中。
在祖國大西南的深山里，這些人既是廠區的建設者，又是科研成果的締造者。他們風餐露宿、跋山涉水，相繼建成了廠房、辦公樓和配套家屬樓等。后來他們克服重重困難，不斷改進科研環境，依靠聰明才智和辛勤的汗水結出了豐碩的科研成果。
在我的童年記憶中，有父親和他的同事們在操場上勞動的畫面：他們從卡車里卸下并堆放木頭和水泥管。當年年幼的我只是為多了一處可以攀爬玩耍的地方而高興。現在想起來，作為知識分子的他們，不但要絞盡腦汁貢獻知識成果，還要揮灑汗水，從無到有，建設規模宏大的廠區。
印象里，基地是個被大山包圍的熱鬧繁華“小社會”，廠區內有幼兒園和子弟小學，有醫院、商店、操場甚至露天游泳池。每天早上，當嘹亮的軍號聲響起，大家就開始忙碌起來，大人奔向廠區，孩子被送去學校。廠區需要職工持證進入，那里是社會人員和孩子們不得靠近的地方，給童年的我留下了神圣和威嚴的記憶。
有時候，從事科研工作的父親和他的同事們在廠區里待上幾天幾夜都不回家，后來我才知道，他們是在進行試驗。而在醫院婦產科工作的母親總是異常忙碌，有時候半夜有人敲門求助，她就會匆匆趕過去，后來我才得知，那是有人難產，急需救助。
逢年過節，來自北京的慰問物資就如約而至。我雖然不知道父母親究竟從事著何種工作，但隱約感覺他們都好厲害，我為之感到自豪。
時光飛逝，在經歷幾十年扎根深山、奉獻航天的崢嶸歲月之后，這批三線建設者紛紛舉家搬遷，但他們為國防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，為我國航天事業的發展和騰飛奠定了堅實的基礎。
半個多世紀過去了，那山間的溝壑里依然保留了當年建筑群的舊址，它們像是一座座豐碑，默默訴說著老一輩航天人的奮斗歷程。雖然當年的廠區已經荒廢、當年的建設者也有許多不在人世了，但是歷史不會忘卻，祖國會永遠記得他們的壯舉、他們的貢獻。向當年的三線建設者致敬。（劉宏宇）
首次“開山劈路”
1970年4月初，我從家鄉來到066基地（現航天科工九院），對一切都感到陌生、新鮮。還記得一塊寫有“江北工地指揮部”的牌子懸掛在生產隊的土打壘庫房，當我問及工廠在哪時，指揮長指了指面前一片荒蕪的山梁。剛到的那天，我們吃在打谷場，睡在農民家。
我們的住處也被大山包圍著。那時，工地僅有的通信方式就是我們轉業兵非常熟悉的軍號聲。次日大清早，指揮長組織我們學習“老三篇”，并傳達了上級單位“我們要用自己的雙手，早日建成‘大三線’，讓毛主席他老人家放心！”等指示。
會后吃罷早飯，我們一組20余人，每人領了一頂草帽、一件雨衣、一把砍刀和一把鐵鍬，排著長隊雄赳赳氣昂昂地向大山進軍，開始了我們“三通一平”的首次“通路”戰役。
三線建設的“通路”，我們稱之為“開山劈路”。看著近似原始森林、荊棘叢生的大山，我們不僅毫無畏懼，有的還邊擦汗邊風趣地說：“取下軍帽換草帽，告別軍刀揮砍刀，我們還是‘開山劈路’的‘工程兵’戰士。”更甚者，一名自稱“書生”的戰友，還學起評書老師的范兒，講起了《隋唐演義》的段子。
野外作業很累很辛苦，但當開辟的山路不斷向深山延伸時，我們的熱情更高了。渴了，喝口山泉水；累了，唱首歌提提神；餓了，吃口隨身帶的干糧；困了，靠著樹干打個盹兒，接著繼續干……
當然，首次進入大山，我們也嘗到了不少意想不到的苦頭——衣褲被樹枝劃破、雙手被劃出一道道滲血的口子，在施工的過程中還不斷遭遇毒蛇、蜈蚣的威脅、驚嚇，以及螞蟻、蚊蟲的叮咬……天快黑時，收工的軍號聲在群山中回響。我們用步伐丈量了“劈”出的路，竟向深山延伸了200米。
當晚總結會上，雖然我們絕大多數“掛了彩”，或手心、虎口長出多顆蠶豆大小的水泡，或渾身上下盡是劃破的一道道血口子……但在近一小時的總結會上，大家似乎忘卻了一天的疲勞與傷痛，完全沉浸在以苦為榮、以戰勝困難為樂的興奮中。時不時有人冒出一兩句諸如“我手上收獲了兩門‘大炮’”的經典笑話，逗得大家捧腹大笑。
距我們首次“開山劈路”過去50多年了，但班長在總結會上的講話我始終沒有忘記——“我們是大山的開拓者，更是三線建設的筑路人。早日建設好‘大三線’，既是我們的使命，也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。（口述：趙際才、整理：曹恒平）
